温州牛山脚下，放眼望去只看到暗灰色的水泥和漫天飞尘，偶尔有一两栋光鲜亮丽的高楼突兀地从拆迁瓦砾堆或废弃旧厂房中拔地而起。的哥陈广叼着最便宜的利群，以时速80千米风风仆仆地碾过颠簸的路面， 从右侧超车，再用刺耳的喇叭声轰走路上不时窜出的三轮摩托。“能不能开慢一点？”这样不识趣的话还是吞下肚子比较好。
“我是借了朋友的车来玩玩的。你信不信，我以前也有一家厂，现在不想做了就转手给了别人。”陈师傅皱着眉说。没及细问，陈师傅突然在路中间停了车。“去潘凤。”一个女孩拉开后门钻进车里，边说边从钱包里掏出了十块钱递给他。
但这次拼车带来的意外收入并没有让陈师傅高兴多少，“做生意的人少了，打工的人也少了，今天我还只收了80块。”他显然是嫌来钱太慢，“过完这个月就不干这行了。”
“你信不信，我在佘山还有别墅。”陈师傅很快又说了句。
在今天的温州，很容易找到像陈师傅这样的人。对于往昔辉煌，他们很乐意和你侃侃而谈；但对于如今的窘境，他们或试图一笔带过或干脆闭口不谈。
一
曾被称作“东方犹太人”，温州人对商机的敏锐嗅觉和敢闯敢冲的劲头早已人尽皆知。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计划经济的桎梏刚刚松动，大胆的温州人就开始利用传统技能，经营起家庭式作坊，随着成千上万的温州人背起行囊离乡闯荡，修鞋、理发、卖眼镜、卖服装，“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很快成为八十年代改革精神的象征。
世纪交替之际，依靠制造业积累的庞大资本和流动资金，心思活络的温州人开始试图寻找更多、更好的投资途径。
2001年，房市高涨，温州第一个炒房团浩浩荡荡奔向上海，整整157人坐满了三个火车车厢，温州人抱团炒房的帷幕就此拉开。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回忆中，仅仅这一年，进入房地产领域的温州资本即高达2000亿元。
2009年，房价再度扶摇直上，据温促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0年间，温州房地产市场资金规模约为1000亿元，其中民间借贷占到楼市资本的约六成。
“发展到后面，很多温州老板都是为了贷款才专门办个工厂，再拿这笔钱去投资其他生意。”周德文介绍说。除了炒楼之外，囤黄金，炒大蒜，弹棉花，山西的煤，蒙古的矿，跟着股市吹泡泡……抱团的温州人横冲直撞，为自己带来了远超传统产业的利润。
不少人认为，实业利润率下降，是温州人四处投资行为的主要原因。
“温州老板的嗅觉是很厉害的，当初光伏那么赚钱，有本事的人谁不去掺一脚。”从安徽到温州打工十年，如今已成为一家服装厂老板的常文杰，表达了他对温州商人深深的敬佩，但话里却带着点幸灾乐祸。“像我们老老实实卖衣服，现在出厂价也有40%的利润。”
时至今日，金融危机、楼市调控、货币紧缩、民间借贷崩盘，多重打击下，曾经无往而不利温州人，却在他们的故乡，陷入了一场几十年未遇的危机之中。
2013年1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显示，上月温州以13．2％同比跌幅继续领跌全国新房价格，以9．9％的同比跌幅位居全国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跌幅榜之首，并已连续下跌26个月。
温州企业也成片陷入了破产潮中。一位曾多次受温州法院指定，负责企业破产案件的破产管理人透露，近几年温州企业破产高发，而今年破产企业的数量相比往年还有所增加，光他接手的相关案件已有三十余件。
炒房房跌，开厂厂倒……2013年，对温州人而言是一个痛苦的年头，关于土改、金改的言论正甚嚣尘上，但这一切，能否帮助精明而勤奋的温州人，走出困局？
二
真皮老总椅背后的墙上挂着“富贵丰盛”四字匾额，一旁空洞的书架上摆着“诚信”二字的相框，在已被注销的温州富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昔日的一间办公室里，这一切在此刻显得有些讽刺。
这是11月26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负责人展示给竞拍人的一套住宅房。次日，这套位于温州新城区蒲源路上建筑面积157平米的学区房，最终以379万元在淘宝司法拍卖会上成交。与此同时，另一套位于人民中路金台大厦的117平米的住宅房在170万的起拍价下因无人出价而流拍。
从今年三月底，温州两级法院开始全面推行司法网拍工作。截止12月15日，淘宝司法拍卖网页上，标的物所在地为温州的商品共计1528件，其中房产类目约占70%，而已结束拍卖的807件相关拍品中，近600件因无人出价流拍。
一名负责接待看样的银行员工小陈透露，这些房源主要来自银行起诉。随着越来越多人因资金链断裂而无法偿还贷款，作为抵押物的房子就由法院代理拍卖。
而在地产中介平安易居的一位店长口中，因资金断裂而将要被拍卖的银行抵押资产，恐怕至少还有数千套。“要是都放出来，我们生意就不要做了。”
在本就急速萎缩的温州房产需求下，这些成交价远低于市价的拍卖房供应，势必对整体温州房价带来又一波冲击。一些温州新建商品房比最高峰时整体下跌约百分之三十。
“距离瓯江公馆800米处的瓯江畔，是温州首座真正的高标准游艇码头。800里滔滔瓯江璀璨江域，占地1000余亩的杨府山公园，66万平方米美景等周边配套，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中心绿肺。”当地一家媒体在去年的楼盘报道中这样写道，但这处仅发售300平以上户型，11年开盘均价近六万的江景豪宅，如今单价已跌至三万左右，而当地报纸每日不断刊出的广告内容，也更多变成了房产处置、公开拍卖的信息。
江畔另一处，曾代表着温州楼市巅峰的鹿城广场，成交单价曾一度直逼十万，如今成交单价已不到四万，甚至还有不少被挂上淘宝进行司法拍卖。
“很多房子拍卖到的钱，其实都不够还银行贷款的。”小陈有些无奈地表示，“现在我几乎每天都至少会带客户看两套房子，领导说要是拖得太久，就扣我工资。”
但在今天的温州，法院拍房的速度或远不如新产生违约待拍房产的速度。
三
2013年11月25日，又一家温州企业摇摇欲坠，将要滑入深渊。
停电的小卖部里，只有一根蜡烛还幽幽放着光，赵真真隐没在一片黑暗中，神情有些恍惚。
赵真真今年56岁，退休后和丈夫一起，在她兄弟陈小雄开的工厂包下食堂和小卖部，生活倒也富足——直到今年十月底她的弟弟“跑路”，几天里接连发生的一切，让她仿佛陷入了一场噩梦。
三百多平的厂房五楼曾是陈小雄一家人平时的住处，除生活起居外，迪吧、健身房、T台一应俱全，台球桌上堆放着小山似的万宝路烟盒、酒瓶，还有三本尚未开封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如今，这里却已被债主们砸得一片狼藉，残破的塑料模特七倒八歪，地上散落着几只假肢。
唯一安然无恙的，是一扇据说从国外订制的三米宽暗红色防盗门，依旧还守护着主人的卧室。
赵真真姐弟四人出生于文成县玉壶镇，这是温州当地一个著名的侨乡。在这个三面环山，一面朝海的小镇，无数温州人翻山越岭，乘风破浪外出闯荡。1993年，赵真真第三个弟弟陈小雄也由此出发，前往意大利开启他的淘金之旅。
那是温州人在海外舞台登场的最初时刻，从最初帮人打工，慢慢到开始自己卖衣服，勤奋的陈小雄也渐渐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资本积累。2003年，陈小雄回到温州，在瓯海大道299号开办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工厂——温州太空狼服饰有限公司，并交给姐姐赵真真和儿子打理，一切都显得顺风顺水。
2009年，温州民营经济随着货币政策的放宽而走上了快车道。陈小雄也应势做出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决定：扩大生产，并以7500万的价格买下了如今这处位于横河一路的新厂房。
“我是有些担心的，也劝过他，买间两三千万的厂房就行了。”赵真真回忆着，“但他一点也不担心。”
那时陈小雄已经攒下了两千万积蓄，但仍旧远远不够支付新厂房的费用，当时，温州工行慷慨地填上了他的资金缺口，据接触到的多名银行客户经理透露，政府推出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后，伴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时他们甚至还会在领导要求下，协助企业给报表作假，“那几年，整个温州没有一家企业的报表是完全真实的，而且资产评估金额大概都会在实际价值的两倍左右。”
银行当时对太空狼估值为1.38亿，陈小雄与另一个太空狼合伙人一起顺利向银行从银行拿到了大约7000万贷款，买下了这处占地15亩， 建筑面积25000多平米的厂房。随后，合伙人撤资，意气风发的陈小雄一个人扛下了整个厂房和所有贷款，并马不停蹄又斥资千万元进行装修，购置设备，顺势扩张的太空狼也迎来了最辉煌的岁月。2009年，每天一千多个工人、八百多台衣车日夜开工，陈小雄在杭州、深圳、意大利、法国，陆陆续续开出了自己的门店。
直到2011年，情况突然开始变得有些不妙。
这是陈小雄搬到新工厂的第三个年头，欧债危机爆发加上汇率变化，外贸订单开始减少；与此同时，国内的物价、用工成本也都有所增长，太空狼的生意走起了下坡路，无奈之下，陈小雄也只能开始裁员、减产，用一系列手段压低成本。
雪上加霜的是，随着央行连番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举措，货币政策急速紧缩，一年前还热情放贷的银行，突然开始催他还贷。
“当时我们还有六千多万贷款，工行让我弟弟先还过去，然后会再贷给我们。”但当陈小雄以四分、五分的利息从担保公司和“老高”那借钱还清贷款后，他没有想到，银行重新贷给他们的，变成了只有两千九百万。
这一年，银行把厂房评估价值从10年的1.3亿降到了7000万，并且下调了贷款限额的百分比。
眼见陈小雄和他的工厂将要陷入破产的境地，再向银行贷款也已是难上加难，赵真真夫妇、他们女儿，甚至连陈小雄的同学、好友都纷纷用自己的房子和工资，担保拆借了两千万高利贷，期望能缓解燃眉之急。但直到如今，陈小雄一家人还有一千多万高利贷没能还上，加上银行贷款，每个月的利息就要七十多万。
屋漏偏逢连夜雨，受欧洲经济衰退波及，远在法国、意大利的太空狼经销商们，也逃的逃、欠的欠，陈小雄贷出去的款项中就有三千多万要不回来，现金来源枯竭的陈小雄开始逐步把厂房租了出去。
很快，恐慌情绪就在太空狼的供应商群体中弥漫开来，人们成群结队地上门讨债。
上级供应商不让欠，下级经销商没钱给。很快，2013年10月，在结清所有员工的工资后，陈小雄再也招架不住蜂拥而来讨债的人们，选择外出暂避风头。
“我弟弟现在就像个祸害，谁都躲着他。”
一切戛然而止，空落落的厂房里，只余下赵真真夫妇，守着日益冷清的一切。
“之前有个老板愿意出1.5亿买这个厂房……”赵真真的语气里带着点惋惜。
“实在不行，那就把厂房卖掉呗。别人的钱也是血汗钱，这边欠那边欠，害了多少人啊！”她的丈夫随口接道，“要是卖个好价钱，也差不多能把帐抹平了，以后再从头开始。”
“要是银行能再贷款给我们一千万，我们就能周转过来了。”赵真真还是期望能再靠一笔钱翻盘，“毕竟现在零零散散还有一些订单，债主如果能松一点，以后肯定可以还款的。”
这天又来了几批供货商们，讨债的讨债，吵架的吵架，一名水洗布供应商还带了两罐红色油漆，将厂房上上下下涂了个遍，为的是不让她将厂房租出去。“后果自负”，墙壁上几个鲜血淋漓的字迹还未干透。
“你有没有认识人想买这个厂房，要是被法院拍卖，到时候的钱还不一定够还你的。”赵真真最后轻轻地问了对方一句。
2013年12月5日，子夜时分，小南门一家连锁旅店的大堂屏幕上，温州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曝光台还在不断循环播放。
或许几天后，上面又会多出一张崭新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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