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轩？？
　　改革开放以来，过去三十余年几乎不计代价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问题。特权阶级的资源垄断，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已成为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对政治经济体制及社会领域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亮相后，励精图治，在各个重要领域都作出了改革的举措，透露出革除过去发展之积弊的强烈愿望。然而，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绝对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甚至会有恶化的风险。2014年后的整体形势，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首先是经济。2013年，中国GDP增速为7.7%，为14年来最低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有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及出口。中国经济的投资主要是靠政府投资，这一点从央行的广义货币（M2）发行量及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额便可发现。然而，地方债务问题及单位投资对GDP贡献率持续下降使得政府对投资工具的操控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而民众受到购买力的制约消费能力严重不足。最近纪委严厉打压“三公”及行贿受贿等行为直接及间接造成的服务业萎靡的现象就似乎可以看出消费动力的真正来源。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众所周知。劳动力、原材料及能源价格的不断提升使制造业企业面临成本日益增加的压力。在商业环境并未从根本上改善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无疑使中小企业（尤其是外贸型企业）生存维艰。从2012年5月以来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一直在51上下徘徊 。根据汇丰发布的PMI，今年1月跌破50，新订单指数低至50.1 。汇丰的样本主要偏重于中小企业，因此这个数据表明中国中小企业现状不容乐观，且短期内将更加艰难。
　　房价高企，且会继续上扬。无论如何调控，政府与房地产，官员与开放商已成为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因此不从根本上打破其中的利益格局，房价问题无法解决。高房价所带来的副作用巨大，畸高的房价对收入水平偏低的社会的消极影响尤为深远。高房价是相对于居民收入而言的，居民收入合理，房价问题便不存在。然而在居民收入增长率一直远低于财政收入增长率 ，劳动收入占GDP比重甚至连续22年下降 。相反，物价却持续上升。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通胀似乎并不严重，但这明显不符合居民对物价的真实感受。徐以升与曹建海前后就统计局公布的CPI提出质疑，后者认为2013年的CPI应该在11.4% ，前者按照人民币的购买力计算，1978年至2009年每年的CPI应该在14% 。统计局拒绝公布CPI的详细核算方法，更降低了自己公布的数据的可信度。不健康的经济结构已经使得中国居民收入偏低，再加上房价、物价等的重重削弱，最终导致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严重不足。房价与物价本身就是不健康经济结构的产物。如果这种经济结构在五年内不能得到根本的改革，那么必然有占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的低层居民无法生存的风险。后果不言而喻。
　　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分析文章不胜枚举，何清涟的《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与岳健勇的 《中国模式的神话》无疑是少有的佳作。两位学者都对中国经济结构提出严厉地批判，认为整个经济发展模式过度强调国家主义，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与低效性。简单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劳动力价格低廉，环境污染，资源耗竭，货币泡沫的基础上。中国依靠低人权来维持劳动力价格优势以实现出口增长，而目前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城镇化将释放新一批农村劳动力，从而继续维持中国的劳动力优势。然而劳动力是具有可替代性的。富士康使用机器人生产以及大量外资转移至东南亚这一系列事件证明了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已经受到严峻的挑战。而环境污染问题已非常突出，七大水系轻度污染三大湖重度污染，全国雾霾严重，全国土地均遭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等等一系列问题表明中国的环境问题已到严重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中国的高能耗也是十分严重的问题。2010年，钟伟教授指出：“目前的中国，以20%的人口，耗用约全球30%的资源，提供了全球约10%的产出。” 就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建立在这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上的经济都是以实现工业化结束的。然而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为发展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工业化程度却依然低下。以人均生产总值、就业结构及城市化率来计算工业化率具有误导性，因为这些都无法揭示出国家发展的生产效率问题。目前中国的工业附加值，高新技术出口额，劳动生产率等核心指标，在剔除外资贡献的情况下，民族企业的技术化与现代化程度仍然十分低下。岳健勇称之为“无技术工业化” 。这种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史上没有先例且不符合经济学一般规律，因此国外经济学家，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屡屡提出错误的看法不足为奇。然而国内经济学家却对中国经济屡屡提出误导性的建议，王健的“国际大循环”拉开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序幕，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则基本奠定了中国对外依赖的经济结构 ，以及极低的内部整合程度。目前的中国，基本应验了杨小凯当年对“后发劣势”的担忧，即制度变革的停滞和创新能力的严重缺失 。因此，对中国来说，经济发展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其次是政治。2013年，新的领导班子在万众期待中启动了改革。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出台的各项政策，知识界不约而同地对此进行极为正面的解读。欲了解当今中国政治的现状及动向，了解知识分子的话语主流极为重要。众所周知，知识界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皆有“左”、“右”之分。这原本是源自西方的政治术语，其涵义在中国却被扭曲。就政治价值而言，在西方，“左”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右”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在各个国家略有不同。但无论如何，公平、正义、法治、自由等基本人类价值都是左与右的共识，只是侧重不同。然而，中国的左派在强调社会公平的同时，掺杂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而右派在强调自由民主的同时，也存在虚无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倾向。由此看出，中国的左派与右派基本没有政治价值共识。民族主义、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对两派来说更多表现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而非由真正的价值主张。具体表现为左派与右派在进行政治表述时常常不顾逻辑与客观的基本要求而使用煽动性的语言。而政治立场处于中间或坚持价值中立的学者，由于话语权被“左”与“右”垄断及利益空间被压缩，出现被边缘化的现象。这就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观点越来越带有民粹倾向。这些问题都反应了学术界急躁的求名求利心理而缺乏对真理的追索精神。
　　民众政治观点大多根据自身的教育背景、成长背景及经济状况等形成的偏好进行选择。由于中国民众整体教育水平低下及缺乏独立思想，因此极易受到蛊惑与蒙蔽，政治观点的选择十分盲目。学者的影响就变得非常重要的。但是学者整体学术水平之低下及基本操守之恶劣，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影响。许多不信任学者或对政治选择逃避的人，形成了群体性犬儒心理。他们尽管心里有一定的政治立场，但出于个人安全考虑或存在绝望情绪，选择不关心政治。
　　基于中国政治思潮的现状，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不稳定因素显然来自“左”与“右”。因而习近平上台之初去深圳缅怀邓小平，尔后纪念毛泽东。这都表明这一届领导人有着团结左与右的愿望。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会顺应极左的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或搞三权分立等右派所主张的。去年习近平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一度使得左派对形势作出误判，他们忽略掉目前特权利益集团仍然垄断社会资源和架空国家能力的现实。而强大的特权利益集团及其附庸不会允许中国回到毛泽东的时代。同样，右派也常常对政治改革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其实习近平纪念邓小平这一事件清楚地表明了领导层的态度 — 完成邓小平未竟之业。邓小平理解的政治改革与右派理解的以三权分立为主要特点的政治改革完全不同，后者恰恰是邓小平所厌恶的 。他理解的政治改革是“要在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前提下，革除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 ”，即解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等问题 ，最终达到巩固共产党政权的目的。这准确来说是行政改革。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解体及东欧巨变给中国领导人所带来的震撼至今未消，畏惧与疑虑所产生的抵触心理在权力集中的政治框架内使得权力拥有者不会容许任何失去其权力的改革。基于这样的前提，这一年由改革所引起的权力集中化趋势，却会增加由于缺乏合法机制而产生权力内部裂变的风险。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一切的改革都是针对行政效率而言。最突出的莫过加强纪委和司法的独立性，以及打击腐败和不合理公款消费行为。往后推出的政策，也都会基于这一根本目的。就这些政策的效果而言，对于遏制腐败，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暂时达到了。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副作用。由于公务员收入偏低，对众多不具有寻租能力或意愿的公务员来说，要想经济生活稍微宽裕，则不得不依赖灰色收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恰恰这部分人占公务员群体的绝大多数。如果目前的高压政策继续维持，那么必然会出现公务员群体出现集体抗议或集体辞职现象。基于现实考虑，后者发生的概率更大一些。表现为又一波的“下海潮“。另外，公款消费及”送礼“一直对国民消费，GDP增长的贡献巨大。一旦无法释放这些消费能力，对往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非常大。最重要的是，这些举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政治体制的结构性问题。因为权力缺乏制约与过于集中的现状并未改变（甚至更严重），一旦政策放松，这些问题立即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由于这种结构性缺陷一直存在，任何权力结构或领导集体观念的变化都会导致政策的调整。反腐运动虽然声势惊人，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由特权阶级所垄断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反而从长期来看阻断了体制结构性问题外化过程，将会导致对问题原因及程度产生误判。最重要的是，腐败与合法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决定手术式反腐将加深合法性危机。
　　整个国家最大的危机在于尖锐的社会矛盾。对此孙立平、于建嵘等学者分别做过详尽的分析，高层领导也清楚地知道。社会不稳的的根源在于占社会人口极少数的特权利益集团及其附庸集团垄断社会过多的资源，同时底层人数又过多。清华大学教授李强2005年发布一项研究显示，城市的底层人数达55.3%，中层占26.5%，高收入群体组占18.2%；而农村社会则约有96.7%处于底层 。05年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财富分配不均问题日益恶化。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准确来说呈“倒丁字型”，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动荡或潜在动荡的。因为缺少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矛盾没有缓冲的空间。2012年中国群体性事件达十余万，且每年呈递增趋势。制度性的原因导致地方政府缺乏解决社会冲突的有效方案，这反映了整体的社会治理能力的缺失。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往往依靠暴力手段解决突发性群体矛盾。社会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动荡是由于暴力的暂时抑制。但暴力只能勉强维持秩序，如果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暴力只会增加民众的怨恨。下一次的冲突只能由更大规模的暴力才能压制。这样，冲突力量永远存在且逐渐加强，国家暴力却是有其限度。国家机器对暴力有天然的依赖性，但一旦社会产生“耐暴性”或突破暴力所控的限度，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混乱。
　　最后是国际关系。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十分严峻。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海地区及中东地区，这些地区都处于微妙的平衡状态。利益、宗教、历史等因素错综复杂，大国的介入更是增加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事实上不仅东亚大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亚稳定状态 ，整个亚洲的战略势力都仅仅达到脆弱的平衡。与欧洲国家相近的宗教、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结构不同，亚洲国家的整体差异巨大。美国、俄国、欧盟国家等大国又在这个地区拥有重要的战略及利益诉求，这就更增加中国对外政策的难度。
　　具有悲剧性意味的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可靠的盟友。这源于中国80年代以来不结盟的外交传统及接连错误的外交政策。如今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已大不如前，中国需要做出改变。对周边国家及西方国家来说，一个政治上不透明、非民主，经济及军事上高速发展的国家是可疑甚至可怕的。在国际秩序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如此。新一届领导人对俄罗斯一系列的示好行为表明中国似乎有意与俄罗斯结盟。无论是否真实，这都只会是中国的一厢情愿。俄罗斯与中国暂时的友好关系只是苏联解体后前者战略空间受到极度压缩的无奈之举。实际上俄国不仅在客观上与中国存在大量的利益冲突，主观上对中国也极不信任。地缘政治、历史因素、意识形态等决定了俄罗斯根本不可能信任中国。事实上中国在领土、资源等问题上作出的巨大的妥协与让步，都并没有换取到克林姆林宫真正的信任，反而加深了其对中国的利用。俄罗斯在中日领土争议问题上的中立声明及其与印度暧昧的态度就清晰地表明，莫斯科更多的是将北京当作一个（潜在的）对手。而朝鲜虽然与中国具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也受到中国大量的援助，但这丝毫不妨碍平壤方面对北京的不满与不信任。这主要归因于中朝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议和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对朝鲜的利用及控制态度。金氏政权反复进行核试验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国对朝鲜早已完全失控。朝鲜边境军队射杀中国居民的事件也可以折射出其对中国态度最真实的一面。台湾问题一直让中国政府头疼，原因在于台湾的本土意识，两地意识形态及政体的差异。同样，台湾地区也牵涉到日本与美国的战略利益，美、日、台三方最倾向于维持台海现状。但这个问题拖延下去对大陆来说极为不利。台湾本土意识及“去中国化”风潮空前加强，09年郑宏泰与黄绍伦的文章指出，台湾人的本土认同感高达56.7%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深的本土意识将增加台湾与大陆的疏离。时间将更不利于中国。日本与中国的冲突由来已久，主要表现在历史问题与领土问题。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顽固态度乃是迫于国内形势。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中国应该将注意力更多的关注在领土问题上。然而，日本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标志着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完全破产。即使中国在东海问题上曾作出了对国家利益极大损害的让步 ，也并没有获得日本真正的友谊。而日本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及面对中国日渐崛起的现实显然使得东京不再满足于充当美国在亚洲地缘战略延伸的角色。日本对参与亚洲及国际事务日渐浓厚的兴趣会引起中国及韩国的高度警惕，直接导致中韩的迅速靠近，打乱了美国在亚洲的地缘战略布局。但无论如何，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对亚洲局势的稳定极为不利。而中国去年的高调姿态更是打破了亚洲原本脆弱的平衡状态，迫使周边国家及利益攸关大国迅速作出战略调整。美国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在外交政策上做出了调整。“重返亚太”意味着美国要对中国崛起引起的对亚洲均势产生的“破坏”进行“再平衡”。同时，印度、俄罗斯、日本及东南亚国家之间迅速走近以及东南亚国家出现要求日本重新武装的要求，都清晰地表明中国崛起，尤其在军事上的崛起让周边国家感到恐慌。
　　任何国家选择均势战略都是出于自身安全需求的本能之举。周边国家逐渐增加的疑惧心理除了由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与不民主，也归咎于中国连连失误的外交政策。后者导致周边国家对中国整体实力做出错误的估计。亚洲国家之间的差异导致整体缺乏价值共识，恶劣的安全环境历史及现状也决定了亚洲的国际关系范式由现实主义主导。所以亚洲国家，尤其是小国，在对自身的安全环境忧虑时会主动要求美国、俄罗斯或欧盟国家介入亚洲事务以平衡局势。但外部的介入本身又给问题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变量。
　　如果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地挖掘，不仅要问，为什么中国力量的上升会导致周边国家产生不安？为什么美国实力的增加或德国实力的增加并不会导致加拿大或法国的不安？这是国际关系的经典问题。也是最现实的问题。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题为《深刻反思一战教训》 的文章值得仔细体会。中国在外交活动的一系列错误表现无疑将自己步步推进修昔底德困境。在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与软实力整体上远远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强大前，就已经使得自己所处的安全环境如此恶劣。中国发展的前路，阴云密布。
　　推荐阅读：
　　1. 何清涟 《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102-mcs-2008-issue-4/1068-30.html
　　2. 孙立平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678-2.html
　　3. 岳健勇 《中国模式的神话》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2011/0720/40040.html
　　4. 伏波 《发展主义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困境》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5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