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企业家的挣钱方式和花钱方式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整体企业家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更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整体市场的趋向和标识。
　　按通常的理解，企业就是挣钱的机构，企业家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挣钱，所以衡量企业家本事的大小就是挣钱的多少，而挣钱多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靠什么手段挣钱决定的，造汽车的总比造自行车的挣钱多。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情况，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存在，比如在中国，可能养猪的比炼钢的挣的钱还多，所以，2012年就有消息说武汉钢铁公司投巨资去养猪。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工业比农业挣钱多，新兴产业比传统产业挣钱多。如果发生了逆转，比如养猪比炼钢挣钱多，种猕猴桃比造电脑挣钱多，就说明这个国家的市场观念和产业结构发生了问题，从而会导致停滞、甚至逆动，那就不是现代化而是反现代化，不是产业升级而是产业降级了，长此以往，必然带来整体上的倒退与落后，所以，需要进行产业政策的干预了。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中美企业家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美国企业家靠创造产品挣钱，中国企业家靠制造产品挣钱；美国企业家靠创造市场挣钱，中国企业家靠寻找市场挣钱。(选自《休闲读品天下》2014年第一期)
　　盖茨创造出了Dos、windows、office软件，乔布斯创造出了苹果电脑和手机，休斯创造出了U-2高空高速侦察机，斯伦贝谢创造出测井仪等，实际上一切西方现代国家成功的企业家都如此。可反观中国的企业家：柳传志、任正非、史玉柱、马云、马化腾，他们创造出什么产品了呢？没有，他们只是在学习、在仿造、在山寨。
　　由于没有创造产品，所以，就享受不到创造产品所享有的超高利润。中国这些公司无论在营业额还是在利润率上，都无法和美国的公司相比。比如美国交互数字公司（IDC）是著名的无线技术开发和专利授权厂商，拥有无线通讯领域大量标准必要专利，通讯设备制造商在生产、销售通信设备时都必须获得该公司的许可。而这家公司对中国采取歧视政策，对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设定的费率高出对苹果、三星、诺基亚等其它国家公司的费率数倍乃至数十倍。2014年2月19日经过中方的各种努力，该公司承诺将废除对中国公司的歧视政策。它歧视中国当然不对，中国政府和公司与之斗争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想一想，它为什么能歧视我w们？还不是因为人家拥有创新专利，就是它不采取歧视政策，照样挣大钱。你若有创新意识，搞搞自己的研发，何必去买人家的专利？
　　所谓市场，说到底就是买卖东西的地方，美国的企业家通过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产品，让人们来购买，从而创造出新的市场；而中国的企业家只是在发现人们都去买某种产品了，再去想办法仿造，通过劣质低价的方式在既有市场中寻找自己的发展机会。
　　上述差距在企业文化上的表现同样明显：美国企业家们留下的是创造了新的产品、新的生活方式的自豪感；而中国企业家留下的是艰苦经营、一朝暴发的悲喜故事，这些悲喜故事在这个仍以中世纪思维为主体的国度里尚能激起潸然泪下的共鸣，但如果放眼全球，从人类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就是令人绝望的无奈了！
　　再说花钱的方式，这里所说的花钱不是指个人生活消费，而是指企业家挣了钱后的投资，企业家花钱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挣钱的方式。
　　如果说在第一个回合，中国企业家还能以自己家底薄、没有本钱创造产品作为借口的话，那么，现在，他们连这个借口都没了，因为他们已经挣了钱，可是令人沮丧的是，他们仍然不拿挣来的钱去创造新的产品，而是继续进行新的、更大规模的市场投机。
　　同样是投资，比尔盖茨投的是神经生物学，这是当今最前沿的科学领域之一，而柳传志投的是酿酒、种植这些最传统的行业（只不过用了个时髦名词，如现代农业云云）。
　　上述差别的根源是什么？有沉重的历史因素，有无法言说的体制原因，还有可以用作任何借口的文化传统原因，林林总总，数不胜数。然而，笔者觉得最关键的只有一种原因，就是中国企业家的价值取向问题。因为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头脑仍停留在旧的、中世纪式的价值体系中不能自拔，他们最高的人生价值是挣钱后传给子孙，让子孙后代也过上“人上人”的日子，和千百年那些勤勤恳恳致富的地主一样。他们看到了西方企业家改造世界的美感，但是，不愿意为这种美感而花钱，而是在一个每天都会发生巨变的现代世界中，小心翼翼，克勤克俭地维护着自己好不容易挣来的那点儿钱。他们还没有西方企业家的发现能力和使命感，他们还没有觉悟到上天赋予他们的财富原本是一种公共性的资源，是用来促进人类群体文明发展的。
　　我们不去指责沉重的历史，因为它已然落后，必须加以改变；我也不会诿过于体制，因为如果真正有了具有创造力的产品，体制也会为之改变；我更不愿意苛求随波逐流的庸众，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以这个社会最出色的成功人物为方向标的。
　　虽然上述评价是在苛求中国的企业家，但是，只能苛求，因为这是历史潮流提出的要求。“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先知先觉的孙中山先生这话，说出的是铁一样的真理。我们希望中国那些众望所归的企业界领袖能树立起一个引导人们正确前进的方向，只有这些人改变了，社会、体制这一切才能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