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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老公把拎包和饭菜递给我去拉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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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前30年的改革，其实没有多少难度。任何改革都应该是一些人得利，另一些人损失，可是当时中国人民都缺衣少粮，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起的改革，没有损害到谁的利益，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好处。国企的下岗工人也从不死不活的处境中解脱出来，领到了一笔卖工龄的钱。因此，除了那些自认为思想纯正的人纠缠于“姓资姓社”的问题以外，没有其它大的阻力。后来，随着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这些老脑筋的腰包也鼓了起来，这个阻力也没有了。如今的改革就难得多，需要做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否则，无法达到30年前改革的影响力。
　　从钱上来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很成功。不要粮票、肉票了，上身的补丁也不见了。现在有私车的人很多，这在当时比嫦娥登月还难想象。但说到环境污染、官员腐败、收入差距，等等问题，也很让人失望。百姓的生活比起30年前不知好多少倍，可是，我们的心情好像没有变得越来越好，甚至有越发变差的趋势。当时，穿不暧，吃不胞，也很难过，这是肌体上的难过，但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所以在精神上有很多平衡的地方。现在吃的和穿的差异也很大，富人走进的商店、宾馆，我们连门口都不敢看一眼。但这样的差异，不至于让肌体难受，主要是精神难过，而这种难过更多的是源于人们对不公平的认识。
　　中国的贫富差距排在世界的前列，改革的成功因此而大打折扣。已经没有人相信先富的少数人，会把多数人带上富裕的幸福生活。我们终于明白，先富带后富的理论，只不过是想固执己见地说明“姓社和姓资”一定有区别。其实，国家本来就没有姓什么的区别，只有好与坏、富与贫的区分。也就是，国家只要向好的方向发展，你不管坚持什么主义，不管姓资还是姓社，采取的发展方式，得到的结果，只会殊途同归，样子会越来越像。
　　姓资的和我们姓社的，发展方式区别再缩小，有一些异样的是，我们的贫富差距在加大，腐败分子没有收敛的迹象，不公平的东西有增无减，这说明我们的发展方法相比而言比人家有问题。所以，我们的改革就是要改变这样的现状，我们不要忘记“白黑猫”的理论，不要将自己框死在一个主义之中，改革不是要努力与这个主义相符，而是怎么做才会更好。所以，国有资本一定要占主要，一定要有相当的分量，这是去适应某个主义的死板做法，我们的手脚被束缚了，我们的改革不敢越出这个框框。
　　全民所有制是最大的框框，中国的改革如果不走出这个框框的限制，今天的三中全会，不可能有30年前三中全会的辉煌。这个“全民所有制”，文字上的含义很理想，与公平最接近，意思是全民应该较均等地享受利益。但从我们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看，全民所有制是伪制度，其实这一制度的实质是便于少部分人从中得利，非全民得利。国企是国家投资建设的，可是他们的收入连公务员也羡慕不已，全国113家央企员工平均年薪11万多，这还不包括他们平时利用过节、搞活动发的福利；这些国企的老总，不管企业经营得好坏，薪水都算是巨额的，年薪千万的也不少。而企业有问题了，就用全国人民贡献的财税给予补助、挽救，这个时候才充分体现出公有制的特性。其实，国企上缴的收益，和其它同等经营规模的非国有企业所纳的税差不多，而且，很多国企以要求国家补贴的形式，把上缴的钱全部要了回去。如果不让它们垄断资源，不给它们倾斜政策，国企能活下去的有几家？如果国企真正融入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也许会更活跃、更合理一些。
　　国企如此，土地也如此。中国的土地都是国有和集体所有的，私人只有70年的使用年限。这样的土地所有制，说是公有，我们不知道什么地方体现出了所谓公有，我看土地的钱多了，有充足的“三公经费”，便于腐败分子挥霍、贪污，这才是真相。像国外较廉洁的政府，预算严谨，监督得力，钱刚好够用，你想腐败也没有余地。中国的政府钱太多了，腐败也就容易得多了。所以，防治腐败，不仅仅要从管理制度入手，让政府没有这么多钱，让腐败者没钱可贪，也是治理的重要一方面。
　　按理来说，我们有这样的全民所有企业作贡献，有这样的土地收益，这是其它非姓社的国家没有的收入，百姓的社会保障水平应该会因此更高一些，事实却相反，百姓的社保还不如低于我国发展水平的很多国家。更让人想不通的是，这些国企掌控的电、油、通讯等各种产品，百姓需要支付高于其它国家的水平来消费，全民在什么地方比非全民所有的国家得到更多好处？由此可见，中国的百姓，不只是供养着吃财政饭的公职人员，国企也是我们供养的对象。这样的全民所有制，还不如说是为了少数群体的“全民拖累制”。如果没有这些国企，百姓也许更轻松一些，社保的钱更充盈一些。当然，也可以说全民从发展建设中获益，可是，没有国企、没有土地收入的非公有制国家，谁不搞这样的发展建设？他们的百姓同样在这样的建设和发展中得利，和我们没有本质区别。而且这些好处，国企员工和国家公职人员，也同样享用。反正，多数人没有因为这个全民所有制得到不一样的好处。既然如此，又是拖累的东西，还不如革除。
　　很多非公有制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把60%以上的收入，用在社会保障和民生上。而我们这些拥有很多国企和国有财产收入的国家却相反，把绝大部分的收入，用在公职人员的薪水、保障和政府的“三公经费”、行政运转上。而这样的公有制，不是显示更文明的平等，却实行了养老、医疗、住房等双轨制度，形成了特殊公民阶层，还形成了以高官为主的、得到永久厚待的“特供阶层”。这样的状况，揭示了公有制的实质——不平等，也就是形成了国私有别、体制内外区分、官职高低不同的不公平社会。
　　这样的不平等、不公平，会形成活火山一样的隐患，改革不动这个筋骨，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这个所有制度，带来的问题还很多。国富民穷也是这样的所有制造成的，国富的最大坏处就是有更多便于腐败的钱，这个问题在上面已经讲过，就不重复了。还有土地所有制对我国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大家都很清楚，强拆强征，不是抗争者自焚，就是拆迁员被捅；抗议者在政府大门口举牌、下跪的屡见不鲜。除了腐败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影响党群关系，造成政府信任危机的最大原因之一。法律赋予我们的两大权利：人身权和财产权，因为有这样的所有制，财产权被轻易剥夺，为了捍卫自己的财产，冲突不断，人身权也受到威胁。神圣的法律在“是你的同时也是国家的”这种所有制度下，如此脆弱！
　　这样的公有制还带来了一种“公家人”的思想隐患。现在就有很多过去卖工龄下岗的国企工人，如睡梦初醒一样开始闹“意见”了，上访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是公有制度下特有的病症，长期的公有体制形成了一种“公家人”的思想，而非公有制的国家，离开某个政府部门、企业，只有离开这个工作地的想法，没有想依赖上谁的思想。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过去国企改革下岗的职工，日子好过的人无所谓，但日子过得不顺畅的人心里想的是：我仍然是公家人，只不过下岗了，但国家要念我们曾经的贡献，不能单单牺牲我们的利益，让我们这样受苦下去，国家还得管我们。这样的思想必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这种“公家人”的思想在公职人员心中更是严重。美国的奥巴马不做总统了，就成了与平民区别不大的公民，没有要赖上国家的“公家人”思想，更没有中国高官这样的永久“特供”。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思想更严重，改革还要动这些人的利益，所以，针对这些人的改革比国企改革还难。如何打破他们的铁饭碗，实行能进能出的聘用制度、合同制？社保、福利等双轨如何并轨？针对公职人员的改革很难推进，是因为要他们自己改革自己，自己让自己受损，自然会抵触、怠慢。不改革公有制，这个“公家人”的思想就不会改变，这庞大群体将继续拖累国家和百姓，不公平社会现象和矛盾将会越演越烈，改革永远走不改了又复发，复发了又改的怪圈。
　　（政治体制改革，今后写专门的文章）
　　（请署名：别了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