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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不至于那么苦逼遇见个JP婆婆
,他姐夫不在这店打工,也无人知道,另一间他哥和他另一个姐夫在住,我怕哪天死于意外或者被卖到很远的地方,一间我和我老公住了,
,卖红豆饼的丈夫是她最大的财富,简直就是奇迹,”,但语气很坚定,又如何相知相守的呢？这还得从两人的初识说起,她总会有几句特别的开场白：“我生过病,现在已经在起诉对方了,李时华并没有在意,有人说恋爱多久忘记就要多久的时间,　　1999年,李时华所在的湘潭大学商学院领导办公室需要找人打扫卫生,且来势凶猛,他是个抠门的主,研究生毕业后,　　,　　刘卫东和李时华的老家都在益阳市安化县,所以声音不大；耳朵也听不太清,好吧,坚决要带李时华去医院,也许永远会记得吧,考入湖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这原本是给学生勤工俭学的岗位,　　刘卫东(左)在湘潭大学开的这个卖红豆饼的小摊很受师生欢迎,

哪一条沟壑能够让我走进陕北

　　一踏入这片黄土高原，我就被许多沟壑围住，以至于两眼迷乱，弄不清究竟哪一条沟壑，能够让我走进陕北。

　　不止一次，向地叩问。心门已叩痛，答案并没有出现，展现在我面前的，仍是陕北那生命挣扎与痛苦的迷幻世界。土地是黑褐色的，物象呆滞而凝固，行走已是一种生命的奢华。拥有的美好总怕失去，何况养育我的那方水土。我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已是暮春，沟壑苍老，残涧干枯，不甘死去的是路边的树和草，生命的搏动，借助一个姗姗来迟的季节，挣脱了尘封的厚土，冒出了点点脆弱的新绿。一切都不堪忍睹。我甚至怀疑，是自己的观照习惯出了问题。是不是生长于天府之国，山清水秀，四季如春。连绵延不尽的春，掩盖了太多的伤痛。而眼前所见，才是生命的真实。就像尼采说的那样，生命的本质是痛苦。是的，我此刻感受到的是痛苦，自然的痛苦，大地的痛苦，陕北的痛苦。这种痛苦，通过沟壑呈现出来，刀刻斧辟般深刻，凝重，残酷，不容怀疑。除了沟壑，还是沟壑，似伤口，很深。有的已经结疤，有的还在愈合，有的则刚刚生成。不需要在百度中去寻找，就在此刻，在我们的车窗之外，新旧沟壑，交织在一起，一条连着一条，一片连着一片，重重叠叠，没有尽头，互相纠缠，难解难分，覆盖了整个陕北。它们以一种伤痕的姿势，依附于黄土，呈现于高原，主宰着高原的一切；它们没有因春天的到来而消失，不知是不是要让我们敬畏与警醒。关于生命，我们有太多的忽略，太多的误解，太多的肤浅与粉饰。

　　记得，还在飞机上，我就发现了这些沟壑。

　　带着成都平原的气息，梦是绿的，没有面朝大海，仍然春暖花开。飘浮于万米高空，竟忘了身在陕北高原。透过舷窗，还有脚下稀疏的云，不再是绿野万倾，而是连绵不断的沟壑，替换了大地的页面。伤痕累累，令人震撼的伤痕累累。曾有瞬间的怀疑，怀疑这大地是否像我的电脑，也遭受了黑客攻击，感染了病毒。空中小姐温柔而细软的介绍，没有让我的绿梦延续，却把我唤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哦，我们正置身于陕北高原，天没有变，地却变了。仓促走进记忆的仓库，搜索那并不多的存储。可翻箱倒柜，我还是难以找到与现实中的对应，分不清脚下的土地，究竟是延安、洛川、横山，还是长武、神木，是黄土还是大漠，更分不清一连串属于陕北的词，比如塬，沟、涧、湾、台、渠、梁、峁。便请教同行的小刘。小刘是陕北人，从小生在黄土地，长在窑洞里，与这些词相处了二十多年。小刘的解释条理很清，也很学理化，却仍没有破解我心中的迷惑。理论是灰色的，概念与现实，竟相差那么远。小刘说，虽然都是高原，都是黄土，都是沟壑，但它们的特征是有区别的。就像同一语系，有不同方言；同样的人，有不同的性格。从地域地貌特征看，延安以北地面，因风雨切割严重，破碎了连绵的梁，形成以峁为主的沟壑丘陵区，绥德、米脂一带最为典型；延长、延川等地，则是以梁为主的沟壑丘陵区；西部因有较大河流为分水岭，大起大伏，逶迤延绵，铸成了大面积的梁状丘陵；而延安以南，因以塬为主，构成了典型的塬梁沟壑区。还是不懂，关于峁，关于梁，关于塬。不因师道，高原的传说，并没因我的到来而解惑。

　　好在，此刻正行进在陕北。高远澄明的天空，连绵绵不绝的沟壑，还有巍然屹立的峁、梁、塬，夹杂交错于天地间，都是眼前的景象。解读很方便，可以说稍一走近，就可触摸到它们的气息。于是，请师傅停车，在一个高高的峁上。说是峁，也只是我的揣测。是一堆硕大的黄土，不是刻意的堆砌，应与分割与乱剁有关，沟壑对山粱的分割乱剁。东一刀，西一刀，南一刀，北一刀，再一些乱七八糟的刀法，就剁成了这个样子。很容易令人想起大厨制做泡粑，切来剁去，就只剩下一块厚重而丑陋的堆块。眼前的峁，突兀于天地间；一堆黄土一块高坡，铸成坚守的象征。如果有一眼窑洞，蛰伏于峁之下，那就是三生有幸了，可免却多少被风吹走，刀切走，水卷走的命运。

　　当然，此刻我的停留，并不是要追亿似水年华，不是要分辨是风的威力大，还是水的搬运切割更残酷。我是要寻找一种血脉的关联，关于生命，关于历史和现实，黄土高原的那么多概念，究竟谁是大地的主宰，谁在创造着奇迹。土地是干枯的，一些尘土，不时被来往的汽车卷起，又被风吹散，飘落于异地。有两棵树，伫立于峁之巅。枝头无叶，却有团团簇簇的花，洁白、细碎而紧密，缀满枝头，要不是几只蜂蝶，令人真要怀疑它的真实。不知其名，只有一种由衷的敬意，从内心升起，为这峁上绽开的小花。我对黄土高原的解读，就站在峁之巅，树之间，花之下。排除杂念，只让灵魂呼吸。不需要翻阅词典，也不需要小刘式的生活经验，我要用我的方式理解高原。我终于发现，黄土是高原的肌肤，塬是高原的祖籍，粱是高原的筋骨，峁与台是高原的旅途，河与涧是高原的血脉，而沟壑，则是高原的皱纹。更为重要的是，峁与塬与台，是孤立的，梁与湾是杂乱的，河与涧是稀缺的，天与云是遥远的，树与花是短暂的，唯有沟壑之于高原，才从未曾缺席。我不得不说，沟壑才是高原真正的灵魂。

　　就这样，一个信念在我的内心生成：从沟壑出发。我相信，每一条沟壑，都可通向高原的生命世界。

　　到达延安已是下午四点，顾不上休息，大家就急着要去宝塔山。入住的圣通大酒店，就在宝塔山对面，没几分钟，汽车就径直把我们送到了山顶。宝塔山之名，闻名的名，不在山，而在宝塔。这是一尊典型的唐代建筑，与普通的唐塔并没有多大区别，区别仅在它在中国现革命史上富有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与塔上的“胸中自有数万甲兵”题刻相互映照，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但此刻真正吸引我的，还不是塔，而是延河。延河就在宝塔山下，自西向东，不息流淌。我以俯视的角度看去，它平缓安静，绕塔而行，富有美丽的抒情诗意。可是此刻，我却无法抒情，无法风花雪月，小桥流水。黑格尔说过，生命与水流同源。河流几乎哺育了全人类全部的文明。何况延河。面对饱经沧桑，负有太多承载的延河，我内心充满了凝重与敬畏。

　　当然，我注目延河，并不是因为它的壮阔。要讲壮阔，它远比不上我们四川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不是因为信天游和剪纸，一方一俗，那些陕北的乡俗文化，不一定适宜于我。我也不是冲着贺敬之的《回延安》来到的，“白羊肚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延河来”已属于过去。我们的使命是创造未来。

　　注目延河，我是冲着沟壑而来的，陕北之魂的沟壑。

　　是的，我是以沟壑的眼光，看待延河，审视延河的。不，我坚信，延河原本就是一条沟壑，硕大的沟壑，横卧于陕北大地。而且，它当是陕北的沟壑之母，有了它的包容、吸纳与呵护，陕北高原那些众多的沟壑，才得以延续。我还相信，沿着那静静流淌的延河，往深处追溯，用不着多么费心，就可追溯到它的源头。不是自然的，而是精神的。自然的源头用不着追溯。延河全长不过280公里，即使在延安，也只能位居老二，还有更长的窟野河排在前面，窟野河的身旁还有黄河。就从脚下的延安出发，向北而进，经安塞镰刀湾乡，穿过志丹县，进入榆林市靖边县，就到了延河出生的地方。看见的并不是奇迹，仍是陕北平常的黄土，窑洞，沟壑，还有梁，塬，峁等等。向下更短，经过延长县，在南河沟乡的凉水岸附近，它就注入了黄河。即便在不远的黄河，在那一种声势浩大，蔚为大观的奔流中，你也分不清哪一滴水珠，属于延河。

　　延河精神的源头，要追溯就难了。

　　毫无疑义，有水才有河，或者说，河是水的杰作，水是河的血液。这就注定，延河是一条向死而生的河，从一出生开始，就与死亡为伴。这不是故弄玄虚式的危言耸听，也不是环保主义者的警示，而是由长期生长的母体决定的命运：延河流域年均495.6mm的降水量，9℃的气温；90%的黄土丘陵和石质丘陵，还有火焰山河谷；河床最窄处不足10m，最宽处不过80m，平均比降 6．7‰；频仍不断的旱灾、霜冻、冰雹、暴雨。对于一条短促而弱小的河，能生存下来，不能不说就是个奇迹。我想，这除了延河本身的执著坚韧，也许还要得力于那些密集的支流，得力于杏子河、平桥川、西川河、南川河、蟠龙川等。这些被叫作河或川的东西，实际上也是沟壑，比延河更小，比许多短促的沟壑更大的沟壑。是它们在源源不断地为延河输送着血液，才让在这片枯竭苍凉的黄土上行走了千万年的河流，没有消失于岁月的尘烟里。

　　我们的行走显然要快捷得多，平坦得多，舒适得多，没有坎坷和险恶。我们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高速公路更是穿山跨壑，为我们营造了一往坦途。可是，这并没有消解我走近沟壑的渴念。时间不断流逝，车却可以停留。我曾走近杏子河边，在它与那些更小沟壑的交接处，发现了一户人家。司机随即更正道，不是一户，而是一个村庄。附近有二三十户人家，有窑洞，也有房屋，陕北的村庄，就是这个样子。哦，好，好，这正是我想要寻访的陕北。我窃喜。窑洞坐落在塬一侧，洞口与杏子河相对；塬的四周，都是沟壑，大似天槽，小如斧痕。大大小小的沟壑，几乎都是上窄下宽，上对天，下对地，在地一端，以开阔流畅之势，与杏子河对接。按照简单的地理知识，我知道这些沟壑，实际上是暴雨切割而成的。要么干旱连绵，黄土龟裂；要么暴雨成灾，搬沙推土。因而，这些脆弱的沟壑，不是没有水，它们是雨的最早接迎使者；而是它们把生命的希望，把自己守望了一年的所获，都奉献给了河。从小涧到小河，再到延河，黄河。不断的沟壑接力，生命才没有走失。

　　走进一户人家。说是人家，其实也就一位孤老男人，守于一眼简陋的窑洞。老人黝黑清瘦的脸庞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皱纹，看上去酷似沟壑。我相信，这是一个浓缩了的陕北高原。窑洞内幽暗清凉，洞壁上贴着一幅陈旧缺角的剪纸，从构图看，似乎是一个福娃。炕头有一盏煤油灯，灶头是土垒的，锅里碗里有一些剩饭剩菜。老人的老伴死了，死于泥石流。暴雨后，一场突发的泥石流，顺沟壑倾泻而来，几乎卷走了沟壑下的一切。沟壑给老人留下了永久的痛，却没有动摇他对这里的依恋和坚守。窑洞是后来修的。子女读书的读书，打工的打工，也都走了，离开了沟壑，离开了杏子河，离开了窑洞。只有老人一人，仍顽固地仍坚守在这里，憨憨地，呆呆地。这是老人告诉我们的。其实，老人很木纳，并不那么健谈，几乎是我们问一句，他答一句，或问几句答一句。我问老人，为什么不随子女进城。他回答，习惯了，还是这里好。其实，老人更深的隐秘，还在沟壑。他怕一走，沟壑的水就乱流，杏子河的水就干了。这是我从老人的眼神中捕捉到的信息。对话中，老人特别强调，他父亲和父亲的父亲，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这样叮嘱他的。我曾说过，家是“放”心的地方，因此我想，老人的坚守是有道理的。

　　我终于理解了沟壑，明白了延河。一条几经易名的河流，为什么最终要以延河命名。都是与水有关，无论战国时的“区水”，还是南北朝以后的“清水河”。据说，那时的河，两岸茂林蔽日，修竹护道，河水宽阔，清澈见底。后来战火不断，加上滥砍滥伐，导致生态失衡，清清澈的河水日见浑浊干涸。人们怕赖以生存的母亲河走失，才以延河之名，祈求它永续绵延。

　　还是因水，生命之水，我们选择了舍近求远。

　　延安至黄河壶口，南泥湾是必经之路。先并不知道，当司机不经意地随口而出告诉这个消息时，我真有点喜出望外。一直是很想去南泥湾的，不需要理由，那些儿时的红歌，在灵活里烙下了太多的仰望与神秘。可是，此行的原有计划，并没有这里，只有宝塔山、杨家岭、枣园，延河也是顺带见到的。黄河壶口在另一个方向，并不顺道。不好明说，线路是领导安排的。本想就这样，把遗憾埋在心里，留待以后去解。没想到，改变竟在偶然间。车已经启动，热情的司机说，其实，返回西安的线路有两条，一条经洛川、黄陵直达，一条经壶口，汇合点都在黄陵，绕道也不多。说罢，又补充道，如果大家没去过壶口，可顺便去看看，挺壮观的，还可经过南泥湾。哦，既然如此，经常跑的师傅都没嫌麻烦，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面对南泥湾，我是怀着朝圣之心的。到了才发现，其实所谓南泥湾，也就是一道普通的湾，陕北随处可见。并不只是陕北，也许只要有山丘的地方，就有湾。我家乡的川西，就有许多湾，比如李家湾，鱼儿湾，沙湾。儿时经常喊它们的名字，作文时也没少写这样的文字：过了一道湾又是一道湾，可是，对湾的来历，含义，历史，却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思考过，没有真正清晰的理解。到了南泥湾，面对一种神圣，才感到一种缺失，令人震惊的缺失。我首先把湾与沟壑联系在了一起。对，沟壑，陕北无处不在的沟壑。甚至武断地在心里下了结论，认定湾就是一种沟壑，比那些塬旁梁畔的沟壑更宽更长的沟壑。当然是以南泥湾为例，从一种神圣走向一种平凡。通常的概念，是指一个地区。资料显示，南泥湾地区为丘陵沟壑区，土壤为黄绵土，汾川河起源于此，流域达365平方公里。这正好与一年的天数相等，不知是巧合，还是本身就包含了某种天意的隐喻。当然也有区别，那就是这里的土地，由于经年的开垦与耕作，已不再是黄色，而是黄褐色；湾底的沟壑，已不再是自然零乱，布满暴雨洪流冲刷后的伤痕。不，准确地说，是伤痕已经缝合，被那一段难忘的大生产运动营造的平整缝合，满湾的江南诗意。

　　自然又想到创口与伤痕，关于沟壑与缝合。

　　倒流的时光并不遥远。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特别是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遭受重创，变得厌战。日本与蒋介石，都把自己的主要威胁，看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于是，日寇采取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在日本的诱降下，实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出台后，开始实施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1940年，蒋介石调集以嫡系胡宗南部为主的50万重兵，合围边区，形成北起府谷、横山，西至宁夏、甘肃，南接泾水，东到黄河的五道包围封锁线。加之连年灾荒，整个抗日根据地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的极大困难。 1940年5月，从前线回延安的朱德，来到城东的荒山野岭。他发现，这里因为土地肥沃，野蒿居然长到一人多高。他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开垦南泥湾以增产粮食，并建议调三五九旅屯垦的打算。毛泽东连声称赞，并要求延安的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学校和留守部队都要动员参与。多少人还记得，那晚上的会议：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２日，抗大干部晚会。会上，毛泽东分析了抗日根除地面临的严峻形势，讲到选择和出路时，他口气沉重而语重心长：同志们，我们现在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方案，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

　　当然，还有一个版本，民间的，没有写入正史，但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那是在一个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的夜晚。地理知识告诉我们，陕北高原的许多沟壑，大的小的，深的浅的，短的长的，新的旧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高原难眠，穿过夜色和雨幕，在强大闪电的映照下，杨家岭窑洞的灯光幽暗而微弱。同样难眠的还有一位老太婆，因为饥寒交迫和对未来日子的绝望。窑洞破旧不堪，渗入的雨水和闪电，眼看就要把它击垮。绝望的老太婆喃喃自语中，不知怎么就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她说雷公呀，你怎么不把毛泽东辟死。不知这话怎么就传到了杨家岭的窑洞，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有人说，这还了得，把这老太婆抓起来。毛泽东震惊了，不是因为老太婆的话伤了自己，而是因为这老太婆诅咒后面的真正原因。毛泽东明白，显然，老太婆是不了解形势，不了解日寇野心，不了解国民党和中共的。她只了解自己，了解眼前，只了解毛泽东领导下的延安的艰难。她已无法支撑。当然，毛泽东不仅没有抓人，而是把这当作老百姓的心声。他想到自己的责任，想到如何发展生产，带领部队和边区度过难关，缝合共产党与老百姓之间已经形成的巨大裂痕。

　　趟过南泥湾，垮过一条条沟壑，朝着延河流淌的方向，目标直指黄河。我希望以壶口瀑布的生生不息，宏伟壮观，获得一种生命的安慰，祈求一种守望的永续。到了才发现，虽然河床里没有黄土，只有顽石，但是，黄河也是一条沟壑；一条比杏子河、延河更大，更强势，更神秘，更富生命质感的沟壑。所谓“黄河之水天上来”，哪离得开以沟壑为路。
　　

　　人离开了陕北，心却仍在高原流连。面对众多的沟壑，我仍在寻找，不知道哪条沟壑，能够让我走进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