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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级下学期我是在县城西门岗上的小学读的，这是我小学六年中的第一次转学。西门小学不大，在西门岗上街道后面，离家约两里路。其实舅舅家对面就是县城的中心小学，之所以舍近求远，想必是门口的小学进不去，而西门小学有我姨娘在那教书。读了一个学期，当年的老师大都没了印象，只有一位姓郑的主任，至今还难以忘怀。其实郑主任并未教过我课，记得她，只是因为她与我父亲过去同过事，我从小就认得她，她也一直认得我。但是父亲倒楣之后，我每在学校或者在校外遇见她，她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熟人之间的不屑一顾和冷漠都会让我不堪，使我立马上就会想会起今非昔比，自己已经因为父亲的原因被人视为另类，低人一等了。那个时代讲求政治上站稳立场，划清界线。上辈一旦出了问题，子女也就立马不再是个什么好鸟，受人待见。这个道理，我从小就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这种惨痛持久的人生体验，严重影响了我后来几十年个性的发展。
　　家门口住的这一片很少有人在岗上念书，我每天上学都是一个人单行。猛然跌入到新的环境，孤单和失落，生疏和怯弱，使我读书再也无法回到从前那种惬意快乐的状态了。记得有一回下午上算术课，西边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头顶上，让人懒洋洋的。老师用粉笔指着黑板上列出的算式，喋喋不休说个没停。我懵懵懂懂地坐在位子上，也说不清是因为不懂而焦虑，是因为落后而自卑，还是因为分心而自责，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就望着下课。我逐渐变得惧怕学习进而开始逃学了，有好几回下午我都没到学校去上课。上学时，我像平时一样背着书包从家出门，快到学校巷口时，我就悄悄溜进巷口斜对面那家百货批发部的门洞里。批发部临街一面没窗户，下午很少有人来。我背着书包，背对两个门洞之间的那方墙，面对几米之外的柜台，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心里既有怕被老师发现父母知道的那份惶恐，也有学习陷于困境进退维谷不能自拔的那份煎熬。等到学校下午放学了，我再像平时那样背着书包往家走。逃学的事情，从来也没有老师过问过，后来也一直没有向父母说过。那个时候我姨娘在学校整天忙于自己的工作，父母带着我们寄居在舅舅家，每天苦于生计不能维持，谁能有精力留心我上学甚而逃学的事情呢。
　　那时候西门街上店面还比较多，我上学途中喜欢这家门口瞅瞅，那家门口站站。有一天下午上学，我过了工人体育场，转拐上了城中心通往岗上的那条街，只见街东头到城中路转弯，街西头过大桥一直到西门岗上顶，街道两边的店铺和住户门前站满了人，一路都有许多人在急速敲击着手中拿着的铁盘铁桶之类的破铜烂铁，许多人一边敲着还一边抬头朝天上望着什么，就像是一曲杂乱无章的打击乐露天大合奏，又像是在期盼着上天赶快派人下来处理什么急事。我起初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听路边的人说这是为了驱赶天上的麻雀。据说通过这种成千上万人四处敲击一起敲击集中敲击的办法，可让天上的麻雀被吓得无处落脚无处觅食，这样麻雀们就会被累死饿死。第二天下午散学我路过一家店铺门口时，听到有人在议论头天全城全县敲击的战果，说昨天天上有好多麻雀又累又饿掉到地上摔死了，更离奇的是，某某大山里有只老虎吓得跑了出来，被人打死了。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发生的这件事，今天可能被当成笑话，但这在当时是非常神圣的，因为这是从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叫全民除四害，麻雀就是四害之一。四害中还有一害是老鼠，为了督促全民打老鼠，要求每户居民上交一定数量的老鼠尾巴。我在上学的路上就看到过有的店铺在房梁上挂着几根乃至十几根扎在一起的老鼠尾巴，听那挂得多的人家站在门口向别人炫耀，说自己家最近又打死了几条老鼠，又多攒了几条老鼠尾巴。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不光有全民除四害，还有全民扫盲。如果说除四害中的两件事我只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那么扫盲中，我可就是实实在在教过一名学生的老师了。不记得第一次是谁带我到我的扫盲对象家去的，只记得她家在西门河湾街道后面，离西门小学有一里多路。一进门就能看到屋中间有张摇床，摇床里睡着一个不大的宝宝。后来每回下午散学过后我背着书包到她家里去，她都叫我坐在离摇床不远的小凳子上，我拿出我书包里的扫盲课本。她则顺手从摇床里拿出自己的扫盲课本，坐在我对面，一手搭在摇床上，轻轻晃动着身边睡着的宝宝，一手拿着课本。我指着书上的字教她认读，我读一遍，她就跟着读一遍。教过几个字之后，她说今天不认了，下回再认吧，我就背着书包回家。就像这样，我到她家去过好几趟，后来那本薄薄的扫盲课本上的字还没教完就没去了。那一年我虚龄十岁，而她那时想必也才二十几岁，因为我从未见到过她有比睡在摇床里的宝宝大一点的孩子。时光荏苒，如今五十六年的光阴过去了，如果她还健在，不知是否也还会忆及当年扫盲识字时的事情，并且记得还曾经有过我这样一位年幼的启蒙老师……
　　2014-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