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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陈的电话放下不久
很大洗手池都放不下,很大洗手池都放不下,很大洗手池都放不下,很大洗手池都放不下,很大洗手池都放不下,很大洗手池都放不下,
似乎是冥冥中注定的我们相识,母亲对我的教育很严格,不了解,而他们提进来的礼物被我婆婆全收了,每周要为我们几个蒸馍、烙锅盔整整一天,我们可以聊很久,她呢,后来有人说我这是强迫症,我只是单纯想你每天能陪着你,因为她中年丧夫,也不是为了自己而工作,和我一起聊聊天,贴了饭钱贴人工,那真是要得内伤的,做了点生意,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你不想贸然开始一段感情,我回娘家拜年时,一周只给5块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做奶奶的也没给她买过一件衣服一样吃的,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所养成的习惯吧,为你留一盏灯,没她这么苦命的了,因为距离,这还不又是笔糊涂帐吗,
冯唐论
文、木叶
刊于《文学》2013秋冬卷
自恋与自省
初读冯唐，就一个字，屌。
一篇篇一部部看下来，却也生了疑。间或，听人说起他的自恋、臭牛逼。不知是否和这些声音有关，他曾说：“我不是自恋，我是爱人类。”
自恋，人的天性之一，原本没什么大不了。何况，傲、自负、嚣张、优越感、臭牛逼，可能已化为冯唐的创作动力与快感。一种勃勃的真实。
对他有了些看法，是在《欢喜》出版后。在作序和接受采访时，冯唐一再强调这是自己十七岁，甚或十六七岁所写，且“在十七岁的时候寄给一家叫《中学生文学》的杂志，一个月后，杂志倒闭了”。各路媒体，也就跟着这么传来传去。而卷末写的是1989年9月完稿，杂志也是于当年岁末停刊，至于冯唐，1971年5月出生，小说分明是到了十八岁才写好，怎么能十七岁就寄走？后又发现，他把自己17岁写出《欢喜》，和白居易九岁通音律，曹禺张爱玲二十郎当岁作《雷雨》《倾城之恋》相提并论。我实是有些看不下去了，作为长篇处女作，出手不俗，吆喝几句，亦属正常，往小了说一岁也没多么严重，问题在于有意无意间的那种心态，非要包装成神童、天才方肯罢休么？有几个旷世之才须得虚托浮夸、一再自我广而告之？
未经反思的自恋，以及自视过高，会成为一种自我催眠，后果可怕。除了涉及基本的事实，还关乎言语的风度。
同样有傲气和痞气，我还是更欣赏王朔。问，听说你一不留神就能写出《红楼梦》来？答：“我那不是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吗?”不论是说一不留神就写出杰作，还是说高标准严要求，无不灵动地体现了心态的澄澈、语言的幽默。而冯唐的幽默没有王朔的自然鲜活。王朔还有一种自我消解，很可能，他在骨子里对自己这么说不太当回事，或是有所警醒，而冯唐则是唯恐天下人不相信自己有青山遮不住的牛逼。
王小波也是一个参照。“杜拉斯的《情人》、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还有许多书都使我深感被冒犯，总觉得这样的好东西该是我写出来的才对。我一直憋着用同样的冒犯去回敬这些人——只可惜卡尔维诺死了。”这话够自信够自负够飞扬够跋扈，而紧接着他又说：“如你所见，笔者犯着眼高手低的毛病。”这么写，他的抱负跃然纸上，也没人会否认其才情。
王朔和王小波，都更有弹性。
冯唐的牛气，除了秀自我，还包括好为人师。在这一端，《三十六大》是集大成者，作者的腔调限制了作者的才华。就标题而言，每一篇均冠以“大”，大志、大乘、大喜等还不错，而大录、大老、大偶，透着勉强。就内容而言，写李银河那篇十之八九在向自己致敬，批韩寒那篇也把自己放在了高位。结果，作者比读者还兴奋，还容易为自己的见解所倾倒，《大路》就是一例，本来以金木水火土结构此文就很牵强附会，而没远行过的人会觉得作者唠唠叨叨，真正有经历的人又可能说得更清通简要。
冯唐服膺于亨利?米勒，称他“元气最足”，是“思想家”，是“文学大师”，那么，冯唐是否切实注意过米勒的态度呢？又是否有过自我反省？
米勒说，“我读书，是为了忘记自我，沉醉其中”；米勒还说，“写作的过程中，一个人是在拼命地把未知的那部分自己掏出来”。
那种忘我，何等可贵；那种竭力把未知的自己掏出来的过程，何等可贵。事实上，好的写作都是一种实验，一种对世界和自己的试探与穷尽，而不是站在自拟的制高点上昭告天下：我他妈的真了不起！
节制与专制
过于自恋的情绪，一旦渗入叙事和虚构，会导致不节制，还可能埋下更大的隐患。
“我的小便真雄壮啊，我哼了三遍《我爱北京天安门》和一遍《走进新时代》，尿柱的力道没有丝毫减弱，砸在水泥池子上，嗒嗒作响，溅起大大小小的泡沫，旋转着向四周荡开，逐渐破裂，发出细碎的声音，仿佛啤酒高高地倒进杯子，沫子忽地涌出来。小便池成L形，趁着尿柱强劲，我用尿柱在面对的水泥墙上画了一个猫脸……”《北京，北京》的这段描写，有人喜，有人批，我是由衷赞许，具具体体的，神神叨叨的，又自由又带着刺儿，有一丝炫耀，依旧可爱。
不过，多走一步便可能是谬误。接下来，作者由这幅“画”想到徐悲鸿画马，想到猫有九条命，自己养的猫没被父亲摔死，只是瘸了，又想到把父亲从三楼扔出去会怎样，接着描述小便池里的烟屁，并用尿柱对准它，冲，得意地喊一声“我牛逼”……这就过犹不及了。类似的例子还很是不少，短篇《麻将》里一口气列举了八九十个AV女优的大名，而这堆人名一不推动叙事，二无助于纾解女主角恨嫁的心情，完全是一种臭贫，何必呢，就你会百度？《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里，用近三页纸写男孩和朱裳搭讪，而无不是俗套，如咱们顺路正好一起走，如你父母兴许还认识我爸呢，如我不是流氓我是四中的……借此衬托朱裳的魅力，也真难为作者了。
偶尔来个闲笔，饶有意趣。但是，对不必要的枝节的过分渲染，已属于炫技，也是一种才华和信用的透支。
此外，不节制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在长篇《不二》中，争取衣钵之际，神秀的两个粉丝有过高声对话，恕我不厌其烦地引录如下：“神秀和尚是个多么伟大的学者。”“神秀和尚是个多么伟大的专家。”“神秀和尚是个多么伟大的诗人。”“神秀和尚是个多么伟大的领袖。”“神秀和尚集中了我们全部的智慧。”“我们的智慧集中在一起，也不及神秀和尚的万分之一。”“我们不需要澄心用意作诗，神秀和尚一个人作诗就好了。”“神秀和尚的诗一定是最伟大的诗，一定代表了新时代的最高思想。”如此这般铺排，对时代问题有戏仿，有反讽，只惜用意过于浅白，措辞过于现代，和全书的语感太不协调了，甚至可以说是败笔，是以一种文字的霸道去反讽时俗或威权的霸道。
写文章，不少人能够或渴望能够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万斛泉源，滔滔汩汩，一日千里，然而，容易忘记这个伟大的天才还曾强调：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一般人以为马尔克斯挥霍想象力，而在《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一文里，余华敏锐指出，他在天马行空的叙述里，“隐藏着小心翼翼的克制，正是这两者间激烈的对抗，造就了伟大的马尔克斯。”余华认为，《礼拜二午睡时刻》尤其体现了克制的才华，母爱这一主题源远流长，算不上新奇，读来却颇震撼。“虽然作为小偷的儿子被人枪杀的事实会令任何母亲不安，然而这个经过了长途旅行，带着已经枯萎的鲜花和唯一的女儿，来到这陌生之地看望亡儿之坟的母亲却是如此的镇静。马尔克斯的叙述简洁而不动声色……”神甫何以在她面前不安？枯萎的鲜花何以令人战栗？余华感慨于，马尔克斯留下的疑问很清晰，背后的答案同样清晰，“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感受到了，同时又觉得自己的感受还远远不够。”
有必要补一笔的是，即便在《百年孤独》里，也罕见为所欲为的专制性叙事，他只不过是选取了一种与小说的整体氛围相适应的非常语调，和速度。而冯唐的叙事，有时是专制或有专制之嫌的。
作家盛可以自称“景仰”冯唐，但她早就曾委婉地批评《万物生长》，“诸多琐事成段，构成庞大细节，虽妙趣横生，又稍显臃肿，横向扩张的毫不节制通常会使作品力量减弱，哪怕是幼功深厚的冯唐也不能例外。”多年来，不断有论者指出，冯唐讲故事的技巧一般；常有脱离故事的突发奇想；充斥的俚语、段子和各种枝蔓令人遗憾；呈现为一种没有长进的废话体，等等。
近乎专制，还会转化为人物设定和刻画上的任性。如《不二》，小说开篇交代背景，初唐，西元661年，书中有唐高宗李治，五祖弘忍，神秀，慧能（惠能）。此外，作者把玄机写进来（年代也靠后），一方面令人想到日出融化雪峰这一公案中的尼姑玄机，一方面又汇入了道姑鱼玄机（844—868？）的故事，把此玄机和彼玄机结合，还算是一种巧妙。而硬生生把韩愈（768-824）拖进小说，且让玄机和韩愈成婚，后来还亦真亦幻地生下一儿一女，就很没道理，“韩愈”完全成为作者意志的一个工具：借用这个名字，及其“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等文化指涉（包括他对佛教前后截然的态度），而并未赋予他鲜活独特的魂魄。在作者庞然的布局中，韩愈不过棋子一枚，是用来充实一朝天子、佛门大德、魅惑玄机、和尚不二这一豪华阵容的“文坛泰斗”。同样的问题还有，把柳宗元(773—819)所写千古绝句《江雪》，归在了初唐的不二名下，并用下半身给阐释了一番。可能，作者很是得意于此；无疑，会有人喜欢这种穿越或解构，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偷懒，为了实现一个目的，或是写作时遇了沟沟坎坎，作者不是去爬梳历史，发掘七世纪中与惠能等人有交集且有意味的人物，而是取巧、“飞”了过去。原本借助大唐丰富的史料与自身的想象力，这部小说可以写得既反叛，又扎扎实实，但是作者逢山不开路，遇水不搭桥，有意或无意唱起了花腔。说到底，这是一种贫乏，叙事能力的贫乏。
作者写真正得到衣钵的不是神秀，也不是惠能，而是自己虚构的小和尚“不二”。即便是不喜欢这一构思的人，可能也会承认它的强悍，由此完全可能生长出一部杰作。目前的文本也确乎吸引了颇多目光，大部分内容写得像模像样，神采飞扬，有的地方真可谓才华横溢，但终究功亏一篑，一个关键点就在于，作者吃透禅宗佛理了吗？作者究竟有何洞见？举两个例子，一，五祖弘忍来找玄机帮忙，让她睡一下神秀和恵能，看看谁修为更高，更适合继承衣钵。玄机这么做之前，作者先安排弘忍插了她一千下。事毕，隔了很久，弘忍问：墙上挂的画就是传说中达摩大师的旧物吗？玄机答，是。弘忍说：“原来传说是真的。达摩大师花了十年功夫不是面壁，而是面屄。不对，其实是一个，面对壁上的屄。这个屄画得实在好……”写小说，当然可以合理想象，大胆虚构，无法无天，但是，若你只能以这样的小聪明破局，未免太像文字游戏了。
另一个例子，弘忍对不二说：“你年纪小，你觉得神秀的诗如何？”不二说：“这和年纪有什么关系？你真的是禅宗五祖吗？”几句话后，可爱的作者让弘忍再度被贬抑。弘忍说：“童言无忌，你看不上他们，你自己做首诗吧。”不二说：“这和年纪有什么关系？”看得我要吐血了，如果你想凸显某人及其思想，最好是为他树立一个更高的对手或参照，而聪明的冯唐是通过矮化大师弘忍来写自己创造的人物不二，这就无聊了，亦属叙事上的低能。独断专行的人就是这么自以为得之。
一位朋友还跟我探讨过，在性这个问题上，冯唐把弘忍、神秀和恵能等人放在了一个平面之上，很是不智，好像他们无时无刻想的都是性。唐代盛大，作为高僧，他们怎么看待性爱，他们究竟有什么欲望，有什么人性的弱点，他们各自破除欲望的方式有何不同，发现弱点后又将何为？作者均不闻不问。自铸新辞也好，解构也罢，一个个人物首先要有自身的血肉和思维，然后才是在另一层次上的“不二”。平面化的处理，只能给被塑造者和作者减分，于事无补。
近乎专制的叙事，还会损害字里行间的暧昧之美。冯唐曾称自己在麦肯锡公司学到的金字塔原则，是伟大的。简单而言就是，任何事都能归纳出一个中心论点，并可由三至七个论据支持，这些论据本身也可以是论点，被另一级的三至七个论据支持，如此延伸，状如金字塔。所以，他的杂文常常是这样的，先抛出观点，然后是第一第二第三，第一注意第二注意第三注意……在《三十六大》里尤其泛滥，而且，多路人等享受到了他无远弗届的开导。类似的方法，自会产生佳作，但因太讲究规则，便也少了弹性，少了曼妙。
于作家而言，节制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才能，是对笔下人事的敬畏，也是对自我的彰显。偶尔的失控，未必是坏事，但是屡屡出现的近乎专制性的书写，就颇可留意了。
思想的维度
在《活着活着就老了》的序言里，冯唐评价了自己的“文学努力”：诗第一，小说第二，杂文第三。
“生活简单/思想龌龊/每天除了干你就是干活”（《简单》）；“冯梦龙改变了我诗歌的趣味和模样/《高僧传》改变了我人生观的语法和大纲/我妈这个妇女改变了我妇女观的细节和主张/你这个妇女改变了我鸡鸡的方向和形状”（《改变》）；“葡萄藤肿胀/葡萄/葡萄肿胀/酒//肉身肿胀/泪水/泪水肿胀/字句//下次/带两瓶酒去/不说/一字一句”（《肿胀》）……这几首写的不错，亦有代表性。读者不难发现，他的思维方式和抒情方式比较简单，不是很复杂。“肿胀”更是几乎成了他的一种主义。
至于创作的母题，文字的调性，也不复杂，渊源亦属清晰。小痞，反叛，混不吝，杀佛杀祖……除了来自禅宗公案、某些经典、街头经验，很多不过是亨利?米勒的翻版。米勒的话如鞭子，如猎猎长风，《北回归线》里这样的话不算少：“这是无休止的亵渎，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是朝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踹上的一脚。我将为你歌唱，纵使走调我也要唱。我要在你哀号时歌唱，我要在你肮脏的尸体上跳舞……”熟悉冯唐文本的人，怕是立马就浮现出很多类似的腔调和语句。那么，真正属于冯唐的识见呢？有限。至少没有他所想象和自诩的那么独异、丰沛。甚至比不上他的协和背景、前麦肯锡合伙人、国企总裁等身份来得那么真切，和晃眼。
把性写得和吃饭喝水晒太阳一样简单美好，确实不易。小说《不二》，面对禁忌，汁液淋漓，别开生面。问题是，作者根本性的创见何在？冯唐说，随着这本书的流传，自己很可能被没参透的佛教徒打死。言下之意是自己参透了，并冒死写了出来。不妨选取小说收官阶段的一部分看看。一个作家，完全可以认为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不行，也可以说惠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不好、空执太盛，但是你给出的新说务必令人信服。何况，行文至此，不二给出的这个佛偈，几乎可以说是整部小说的一根定海神针，至少是所有解构之后的一个落脚点。而读者也算真真开了眼，不二说：菩提大鸡巴，心是红莲花。花开鸡巴大，花谢鸡巴塌。
这和前文所说达摩不是面壁而是面屄，可谓“完美”接续。此语一出，弘忍就把衣钵传了他。凭什么呀？真好比大山分娩，轰隆隆，却诞下了一只老鼠。这是自以为是的大境界和釜底抽薪，是典型的专制性叙事。即，为了作者的意志，不惜牺牲佛法，牺牲历史真实，牺牲思想的深度（完全变成了性的单向度存在）。是的，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人们好奇，感其深浅，得其美好，受其困扰，但是把鸡巴及其所蕴涵的东西推向世界的本一，这就太简单粗暴了。
换个角度，即便将这一点上升为关乎性、快感、繁衍与生存意志的问题，叔本华也早就有过更高明更深刻的论述。山高水远，新大陆那么容易就能发现吗？
因为，《不二》未能在解构、重述之后再往前走一步，不免令人想到那个有名也有趣的段子：一个人说，鲁迅有什么呀，他用两个字“吃人”概括中国历史，而我就一个字——“操”！事实上，这简化了历史与现实，也窄化了人。而辱没在此前便已发生了。
金线与实绩
那段关于韩寒与金线的高论，已惹得议论纷纷，注定还将被不断提起。
冯唐谈“金线”，可能跟他学过医有关，正常组织、一般肿瘤与癌症之间，着实有较为明显的界限。这可以理解。我甚至觉得他很坦率，直言不讳，做一只可爱的乌鸦。就文学命题而言，也完全可以仁仁智智。
每个人心里，都可能有一条或明或暗或高或低的线，不存在绝对的客观，一个个人的主观，乃至一代代人的主观感受，汇聚成了相对客观的经典序列。
不过，你说别人没及格，别人也会这么说你，事实上，已不止一个作家这么指摘冯唐了。
真正的大师无语，他们的作品矗立在那里。
而今，太多的作家站在银线、铜线、铁线、塑料线上，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好意思奢谈么？
“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小说却是极端复杂的。冯唐的小说虽好看，但忽略了一些不该忽略的东西，他所擅长的叙述风格似乎对他形成了限制，使之难以揭示内心深处的独特感受，也难以触及人性中最为脆弱、晦暗的层面，从而使许多本应严肃的事物流于了滑稽。”作家艾丹，曾被冯唐称为“最好的朋友”，他的这段评析，而今看来仍属敏锐。
我从不否认，冯唐是大才，奇才，还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不过，他野心勃勃，境界与实绩并没有预想中那么高。或者说，如若他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才华，开掘它，提升它，海阔天空，不可限量。
他尝试或正在尝试多种题材，他以为自己一写权力就是一部权力之书，一写黄书就和《肉蒲团》并列，一写武侠就有了一部武林经典……他的写作，有一种悬浮状态。不是像犁一样深深地探入并掘起、析开。对于内心的撞击，浅尝辄止。
他的好，是信任感官，尊重事物的现场，注重器物的声色形貌渊源流转，他是一个超群的“形而下”的书写者。尤其在性爱方面，他最为勤力，恣肆，只是他的思想底蕴和步幅有待协调。
他有语言的自觉，幼功好，语感亦好。他迷恋文笔，有时却也把文笔弄小了。他的文字腻，看多了审美疲劳。他说王小波文字寒碜，这话不无道理，但是自己的文字也没江湖传说中的那么超拔，不是十分辽邈丰丽。缺乏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有些时候失于浅白。“北京三部曲”、中短篇集《天下卵》、散文集《活着活着就老了》和《冯?唐诗百首》，体裁各异，而行文的节奏雷同，变化有限。除了自我的取向、北京人的贫嘴，这还和他好大喜功的态度以及未经反思的意趣颇有干系。
他在长篇小说方面的创新不多。他自信，对于成长这一主题，“北京三部曲”树在那里，够后两百年的同道们攀登一阵子了。这话貌似浩然，实则有些狭隘。我不会掩饰对这三部小说的喜爱，但并不是很满足，尤其是未能看到秋水有长足的成长。后两百年的事谁说得清呢，只是好奇，它们比《在细雨中呼喊》或《动物凶猛》如何？对于青春小说、成长主题，冯唐并未有多少新发现，或给出什么绝妙揭示，他主要是在北京的氛围、医科大的背景、自我的元气，以及文字方面不同凡响。在中短篇叙事上，手段也不够丰富或先锋。
细细想，冯唐或者说冯唐的文字还比较纯情。不知这是好是坏。至少，他并没有直面真正的黑暗与残酷。某种意义上，他还不曾把社会现实的大江大海融入自己的创作。
冯唐说中国作家，怕疼，怕吃苦，他自己是否也有这个毛病呢？或者说，他尚未表现出在这方面有多么脱俗。他可能真的是一个李渔型的作家，心事跌宕，性情炽盛，人间游艺，兴味无穷……
他缺少王朔的讽刺，王小波的自省，韩寒的犀利和担当，也缺少劳伦斯在性、心理、现代性方面的开创性，以及亨利?米勒的浑然天成和精神底蕴……
野心是野心，才华是才华，实绩是实绩。一个作家，一个有了相当成就的作家，也许更不能忘记，你只是一个有限的自己。“一身非法的才情”，如何转化为卓越的作品，不仅仅是一个叙事的问题。如何避免成于有趣也止于有趣，同样不仅仅是一个叙事的问题。
（《文学》2013秋冬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年2月版）